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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象的博客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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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原创]农民儿子  

2007-12-30 15:40:0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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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象 

不知从哪年起,“8”这个由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字,成为中国人顶礼膜拜的数字图腾,成为大吉大利的代名词。可是,我的老父亲恰恰就在他78岁这一年撒手人寰、驾鹤西去了。

家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14岁上就犁田耙地,割麦插秧;老家是个地地道道的穷乡僻壤,父亲就在这块生养他的土地上日出而作了半个多世纪;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,虽然离开故土已近30年,但至今乡音无改,土头土脑。

和天底下亿万农民一样,家父是位极其普通的人,没有惊天动地之举,没有丰功伟绩之业,可他极有人品,极有性格。打我记事起,我只见过父亲一生流过三次泪。一次是26年前的1976年2月,我参军启程时。一大早,父亲跟在我身后一言不发,默默送了我几十里仍不肯回去。在我一再催促下,父亲才停下了脚步。当我回头望他时,只见他满脸愁苦,涕泪横流。父亲这一刹那间的形象,永远定格在我的心灵上。多少年后,每当我想起这一幕,心中就涌起一股隐隐的酸楚。那年,父亲已年过半百,华发满头。再次看到父亲流泪,是在15年前,当我的老祖母他的母亲病逝时。站在奶奶的坟茔旁,父亲泣不成声,双肩不断地抖索着。我注意到,那是一位典型的乡下农民,一位饱经沧桑的男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无限悲哀。这一年,父亲已过60花甲。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流泪,是在他老人家病故前的第三天夜里。躺在病榻上的父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,在简短地向我交待了他的后事安排后,父亲人生总结似地补充了一句:“伢啊,我一生没有本事,儿女全靠你们自己。”说完,两股清泪顺着父亲布满皱纹的双颊,滚落在雪白的枕头上。我赶紧用力攥住父亲的手,大声说道:“谁说您没有本事?您千辛万苦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,这就是您最大的本事!”我知道,我这是在套用《茶花女》作者小仲马与大仲马作家父子的对话。一次,小仲马问其父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?大仲马毫不犹豫地答道:“我一生最得意的作品就是你,我的宝贝儿子!”农民老父肯定不知道大小仲马为何许人也,但我对他说的这番话他一定是听得懂的!         

父亲一生沉默寡言,从不巧言令色。也许是秉性使然,也许是生活的重压。小时候,我只见父亲终日闷头干活,有时一天也听不到他说一句话。那时,农村凭挣工分吃饭,父母亲两个劳动力要负担全家老小8口人的生活,着实不易。一年下来一个劳动日只值几毛钱,年终生产队决算时,我家不仅得不到钱粮,反而赤字“透支”。即使这样,父亲也从不怨天尤人。买不起食油,父亲白天上工,赶晚“骑旱”(自走)到七八十里远的合肥,买来城里人不吃的“肥膘肉”,回家腌成“腊猪油”;买不起“洋布”,父亲就起早贪黑自织土布;买不起香烟,父亲就自擀自制,有一时期甚至抽起了茄子叶、南瓜叶、向日葵叶子等。有一回还挺神秘地告诉我,还是茄子叶好抽,有点象“大铁桥”(当年一种一角四分钱一包的品牌烟)的味道;买不起鱼虾,父亲就搓绳结网,捕来泥锹、小鱼给我们加餐,而每次煮好后,父亲总是先给奶奶盛上一碗,再给母亲和几个孩子分一些,自己最后只象征性地尝上两口,还咂咂嘴说:“真鲜!”父亲病危那段时间,我在医院陪护他,有时晚上翻翻书。那阵子我正在看《余华文集》,一次,正好读到他的那篇名作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。当看到主人公许三观为抚养子女不得不去卖血时,我不禁潸然泪下。望着身边灯枯油尽、奄奄一息的老父亲,我想到了天下所有的父亲们,为了养儿育女,他们毫不吝啬地耗尽了自己毕生的心血。

父亲一生目不识丁,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得。这两年,人民币换版比较频繁,以致每次发行新钱我都要对他老人家进行一次短期“识币培训”,要不然他真的搞不清10元和50元直至100元的区别。父亲虽然没文化,但却心灵手巧,极明事理。民间的几种手艺人,我父亲几乎能集于一身。无论是砌墙盖房的“瓦匠”、修修补补的“木匠”、编筐打箩的“篾匠”、纺纱织布的“机匠”,父亲样样拿得起,干得象模象样。儿时的我特别崇拜老爸,做什么成什么。有一次,我试着要父亲教我编篮子,笨手笨脚的我怎么也学不会,于是父亲嗔怪说:“真蒙沌(家乡土话:笨)”。为此,我一度很自卑,感到“孺子不可教也”。结果父亲又回过头来安慰我:“你只要念书用心下肚就照了!”上初三那一年我15岁,看着成天绷着脸、忙来忙去的大人们,我萌生了辍学务农的念头,想以此来减轻点家庭的负担。父亲得知后拿起担水用的“夹钩”就要打我,并严厉训斥道:“你晓得睁眼瞎子的苦处吗?我就是累死累活也要供你们上学!”就这样,我又坚持上完了高中。

父亲一生远离官场,搞不清厅、处、科级为何物。但在1964年“社教”运动初期,父亲曾当过一段时间生产队的负责人。有一天,父亲很晚才回家,进门就大发脾气,说“四清”工作组要整他,说他是什么“资产阶级当权派”。40岁的父亲正值血气方刚,蒙头大睡了三天后,坚决“辞去”了生产队队长职务,从此与“官”不再沾边。几年前的清明节,我回老家陪父亲上坟扫墓,记得那天上午,阳光明媚,草长莺飞,老人家心境不错。当路过家乡有片叫“长毛”岗的乱葬地时(那其实是当年太平天国与清军作战的古战场),我与父亲开玩笑地说:太平军的天王洪秀全是瓦匠出身,您也会干瓦匠和木匠活,如果您早年参加农民起义,说不定也会出人头地的。父亲反驳道:“太平军与朝廷作对,洪秀全也不是什么好人。”我没有同父亲争辩,因为他对“阶级斗争”、“自古将相,宁有种乎”之类肯定不懂,也不感兴趣。我只好又说:前国家主席李先念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,都是好人哪,可他俩都是木匠出身哎!父亲淡然一笑:“我一生只能当个农民。”接着,父亲突然反问起我:“家门口经常有人问我你在合肥当官了,你这个官到底有多大呀?”我思索了一下说:“您肯定看过京剧《七品芝麻官》吧,我比那个芝麻官还要小。”父亲认真打量了我一眼,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问我有关仕途上的事。

恍恍惚惚之间,父亲真的要走了,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,但还是两腿发软。盯着弥留之际大口喘气的父亲,我紧握着他那双逐渐发凉的手。医生叮嘱我,赶快准备后事吧。在弟妹们撕心裂肺的哭声中,我贴在父亲的耳边说了他在人世间听到的最后一句话:“爸,您老先走吧。再过几十年,我们也要随您而去,来生我还要做您的儿子,一个农民的儿子!”父亲应该听到了,也应该听懂了,因为我感觉到他的手用力地握了我一下,然后紧紧地闭上了双眼。这,也算是一对农民父子的生死约定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00一年残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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